從政治經濟學到文化經濟學

2004-10-16T01:04:00.000-07:00

政治經濟與文化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已經成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共識。政治經濟關涉的，是選舉、財政、金融、貿易、工商業、股巿外匯等範疇；文化則屬於精神、宗教、心靈、思想、信念、藝術、文學領域。兩者各自獨立，也相互影響，或產生矛盾。處理政治經濟，我們有政治經濟學、政治學和經濟學；分析文化，則要靠神學、哲學、文化研究。

這種分割在香港的學術界十分明顯。儘管自八十年代在英美等地的社會科學界出現了「文化轉向」，甚至在最封閉的經濟學科也出現了措辭學和女性主義的聲音，但戰後直至今天，一直緊跟英美的香港的社會科學界在很大程度上仍隔絕於文化轉向，尤其在(政治)經濟範疇，更是如此。而近年在香港學術界興起的文化研究，儘管強調跨學科的面向，但除了在消費領域(特別是普及文化的消費)以外，對其他(政治)經濟範疇(例如生產、分配、工作等)卻也著墨不多。

除了個別學者在個別學科(例如社會學、地理學、人類學和亞洲研究等)默默耕耘外，香港的學院基本上不存在古典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學，有關的話題差不多全由經濟學(特別是新古典主義自由經濟學派)主導。中國大陸的情況則不大一樣，五十多年的社會主義統治模式，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戰後一段很長的時間內成為顯學，直至八、九十年代「改革開放」以後，有關的議題才逐漸讓位予西方主流社會科學。

西方主流社會科學(特別是經濟學)對文化研究的漠視，恐怕不用多費筆墨來介紹。當中經濟學可能是其中一個最為封閉的學科，參與其中的經濟學家可以完全不理會其他領域的發展，包括經濟學內部其他子領域的發展，也可以在學院內部進行自我再生產。曾受這門學科長達三年多的規訓，筆者體驗到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謂的學科/規訓知識(disciplinary knowledge)的力量。今天還記憶猶新的是：與經濟學老師或同學不僅在上課時以各類經濟學術語交談，甚至在課餘飯後，也是口不離本行：吃完飯付錢時同學會提醒你不要做「乘便車的人」(free rider)；每年諾貝爾獎公佈前後，同門師兄弟更是如數家珍，詳細羅列各家經濟學大師，逐位品評，不下於評選港男港姐。

課程中有關文化研究的視角自然欠奉，甚至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引介也付之厥如；不僅經濟史在課程之外，甚至是經濟思想史也只是可有可無的次要科目。跨學科訓練大可不必，因為經濟學裡面已經包羅萬有，由勞動經濟學到公共經濟學、環保經濟學、交通經濟學、房屋經濟學，以至犯罪、家庭、婚姻、都市、農村經濟學；更不用說核心的微觀、宏觀、數理、計量等理論經濟學，以及金融、財政、國際貿易等傳統「經濟領域」。

政治經濟學方面(特別是中國大陸的情況)，自然比西方主流經濟學稍為開放，但基本上也完全漠視文化研究的面向(文化和經濟人類學是极少數的例外)。香港和大陸等地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倘有討論文化議題，主要都是圍繞所謂「儒家文化」對東亞經濟發展的正面影響，換句話說，就是將文化實化為影響經濟發展的其中一個因素。更重要的是，作為一門學科的政治經濟學在大陸正日漸萎縮，代之而起的是西方主流經濟學。有趣的是，學院經濟學的狹隘性和技術性，使得學院經濟論述日益脫離社群的日常生活，因此在香港和大陸主宰著公眾有關經濟的論述，主要來自報章傳媒的經濟普及文章和節目，儘管這些普及論述還是借用了不少經濟學生產出來的概念和意識形態。

另一方面，中、港的文化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漠視(政治)經濟學所關心的議題。在這兩地歷史不長的文化研究，由於主要衍生自文學學科，研究的進路大多採用文本分析，缺乏政治經濟(特別是當中的田野考察和歷史視野)的度向。此外，由於中、港的文化研究大多是移殖自英美的學院，而非衍生於在地(local)的具體歷史脈絡和文化政治計劃(cultural political projects)，因此對不少在地的政治經濟議題缺乏敏感。

(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各自為政，進一步使文首提及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分割得以坐大，然而，缺乏文化研究的視野使得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研究無法了解自身的界限和局限，而缺乏政治經濟學的視野也會使文化研究變得單薄。要掌握歷史資本主義的具體發展和運作，特別是在中國和香港近年在轉變中的社會脈絡(包括所謂知識型經濟的興起)，尋找一種能夠建設性地處理文化與政治經濟關系的新的進路，恐怕至為迫切。本文將簡要地回顧英語學術界中政治經濟和文化分割的思想脈絡，並引介其近年有關文化研究與政治經濟學關系的討論，以及新近發展的文化經濟學(cultural economy)，祈望能夠為本地社會科學和文化研究社群帶來新的參照。

文化與(政治)經濟的分割

將文化與(政治)經濟分割，並非是自有永有的認知框架，而是近代一系列思想發展的結果。人類學家Louis Dumont勾劃了這認知框架在西方的轉變脈絡。他指出，十八世紀的Quesnay首先提出經濟領域是一個連貫的整體，由相互扣連的部分所構成。Quesnay的觀點，並非源自經濟視點本身，而是引自外在於經濟視點的一個概念，並將其投射於經濟平面之上：宇宙本身就是個連貫有序的整體，因此經濟也是一個有序連貫的整體。Quesnay著名的呈現整個經濟的圖表，將國民經濟流動描述為像血管在人類身體流動一樣的有機整體，當中的秩序，就像人體的秩序一樣，源自上帝的安排。因此，在Quesnay的經濟大樓下，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神學的地基。

洛克(John Locke)則將經濟與政治的領域分割，為日後的政治經濟學轉化為政治學與經濟學打下基礎。然而，對洛克來說，政治和經濟仍然與宗教緊密相連，個體的道德基礎仍然依據宗教的準則。Mandeville 的《蜜蜂的寓言》(Fable of the Bees)首先將個體的經濟行為與宗教的道德分開，並進一步賦予經濟行為一種獨特的道德品質─個體自私的動機本身將導向美善。換句話說，Mandeville先將經濟從過往的普遍道德準則(主要源自宗教)中解放出來，繼而認可經濟行為本身內含道德性格─經濟自我調節的機制能帶來公共的利益，這成為了亞當．史密(Adam Smith 1723-1790)「看不見的手」的基礎，而亞當．史密的貢獻則在於他將Quesnay的「使用價值」(主要源自農業/大自然的創造)觀念，轉化為「交換價值」的觀念，賦予人類個體創造價值的角色，進一步將世俗的經濟活動從過往宗教強調神是萬物的創造者這教條中解放出來。(Dumont 1977: 45-57, 61-67, 79-85)

可以說，史密的「看不見的手」的信念，在歷史上確曾起過解放思想的作用，將有神論一個重要的支柱─世間萬物的秩序均有一個創造者或設計者(神)─徹底擊毀，因為如果經濟活動自身是獨立於宗教道德和政治之外，並能夠自我調節，依據「人人為己，社會大同」的道德準則運作，那麼萬物皆有一創造主的假設，便難以立足。因此，自Quesnay至亞當．史密等一連串將經濟看作為獨立自足，並與其他領域分開的智性計劃，至此開花結果，構成了啟蒙時代反宗教教條的重要元素，有力地支持了一種新的世俗化和理性化的世界觀，促成了「人的解放」。

十九世紀以後，隨著於十六世紀瀕於消亡的大學的復興並再次成為了製造知識的主要場所，知識的分類出現了新的變化，而一個總的趨勢是學科化和專業化。我們今天習慣的眾多學科/專業，包括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東方學(Orientalism)、地理學、心理學、法學等也是在十九世紀逐步建立(華勒斯坦等Wallerstein et al. 1999)。學科的專業化使十八世紀由Quesnay至亞當．史密努力的方向，獲得了制度上的支持。政治學、經濟學和一些文化學科(例如文學、藝術、宗教等)的制度化，進一步鞏固了將經濟、政治和文化看成為各自獨立自足的領域的視點。吊詭的是，不僅是被認為是正統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學科的學者支持這種分割，甚至是被認為是對正統學科持批判態度的馬克思學派，也在有意無意之間強化這種分割。

馬克思主義中的上層建築(文化、政治)與下層基礎(經濟)的概念，基本上也是將文化和經濟看成為不同的領地，甚至認為下層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儘管辯証法同時也強調兩者的動態關係。Dumont更認為，馬克思是個社會經濟學家(sociological economist)，而非經濟社會學家(economic sociologist)，也就是說，馬克思的思想基本上沒有脫離古典經濟學設定的領域，將個體(而非社會)看成為人與自然關係的首要元素，而政治(更遑論文化等上層建築)只是次要的，於是封建制度(政治宰制滲透個體生活的每一面向)讓位於資本主義市場，然後最終將讓位於「個人(自由人)的聯合體」─社會主義。換句話說，Dumont 認為馬克思並沒有擺脫古典經濟學的視野，而是「被經濟學的幽靈附身」，將經濟這被分割出來的意識形態推致極峰，成為一種經濟決定論，凌駕於社會、歷史和政治(自然還得加上文化) 之上。(Dumont 1977:111)

經濟與文化的分割通常會產生兩種截然相反的分類，第一種是將文化理解為「高等文化」(high culture) ，認為「高等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等同真與美，因此是好的，而工具性的資本主義經濟則會導致剝削和異化，因此是壞的。由此推論，如果文化與經濟走得太接近，將會使前失去光彩，例如普及或大眾文化是由資本主義經濟生產，因此「受到了污染」，變成了扭曲、異化的文化，因此也是壞的。另一種分類框架則將經濟看成為較基礎的，是「硬科學」的範疇，是「客觀的」、「實証」的知識領域；相反，文化則被理解為只處理「軟」的、並不實質的面向，因此並不能產生清楚、「真實」的知識，因此只能是次等的、相對於物基礎的「上層建築」。(du Gay 1997: 1-2)

分割的滙流?

在左、右兩種思想合力之下，再加上十九世紀的學科制度的支持，經濟、政治、文化基本上被看成了各自獨立的實體，除了有不同的運作邏輯和歷史外，各自還可以成為影響對方的「因素」，並以此新的方式再次「滙流」。不過，這種在承認了經濟、政治和文化是各自獨立的實體後的「滙流」，並沒有打破學科分隔的藩障，相反，更強化了學科分割的趨勢。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有關資本主義精神和經濟發展的討論。這個討論的一個流行版本，是爭論「文化因素」(或資本主義精神)在多大程度上決定了資本主義經濟的興起，而韋伯(Max Weber 1992)的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中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于曉, 陳維綱等譯，北京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1987)則被引用作為顛倒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的經典文獻。稍後的爭論則集中於東亞的「儒家文化」體系是否也有像新教一樣能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元素。(余英時 1987)這種對經濟發展所作的「文化解釋」，正是在承認了文化與經濟是各自獨立的體系以後，再嘗試將兩者拉放在一起的典型案例。

然而，這種「文化解釋」不僅無法經得起嚴格的推敲(參閱許寶強2002第三章的分析)，更不幸地強化了將文化和經濟分割的觀點。「文化」之所以能夠成為「因素」，正是由於它被當成為一獨立的變項；反過來說，經濟(發展)之所以能夠被「文化」解釋，也說明了它本身並不包含「文化」。

另一方面，(政治)經濟學也同時循另一方式走向「文化」，嘗試解釋「文化現象」。一個著名的例子是芝加哥學派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加(Gary Becker)的「經濟學的帝國主義」─嘗試引用經濟學來分析其他領域，包括「文化領域」，例如以經濟學的概念和方法分析「習慣」、「傳統」、「宗教」。(Becker 1976)這種「經濟學的帝國主義」，也沒有真正地打破「文化」與「經濟」的人為疆界，而是用經濟學的視點取消了「文化」，獨留下「經濟」。但遺憾的是，被留下的「經濟」，並不被理解為是一種文化踐行(或計劃)的結果，也容不下「經濟本是嵌入其置身的文化社會脈絡之中」這樣的理解。

除了主流的經濟和文化學科的嘗試以外，左派學術圈也曾努力修補文化與經濟的鴻溝。也許最集中體現這種努力的是於一九九五年由格吾咸(Nicholas Garnham)在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CSMC)學刊挑起的一次有關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的論爭。

任教於英國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的School of Communication的格吾咸認為，文化研究之所以針對的經濟決定論，主要源自對政治經濟學的誤解。格吾咸指出，當代的文化踐行主要是建基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之上，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會決定或需求一種唯一的上層建築(政治形式)，它可以與不同的上層建築形式結合，包括不同的血緣系統，宗教信仰和踐行，以至美學傳統。因此，政治經濟學並非一種帶決定論的功能主義。

格吾咸進一步批判文化研究過於重視文化消費而非文化生產，又太集中於研究消閒行為而非分析工作踐行，並有認可所有流行文化踐行都是抗爭策略的傾向，因而極易為右翼勢力招安，成為消費主義的共謀。為此，格吾咸指出要區分抗爭(resistance)與收編(coping)，後者很可能只是一種逃避主義(escapism)，成為資本主義宰制的共犯。

格吾咸批評文化研究儘管常將「權力」掛在嘴邊，但進行具體分析的時候，卻往往忽視「權力」的真正源頭－－也就是資本主義的宰制結構。格吾咸認為，從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出發，階級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最主要的宰制結構，但文化研究則更強調種族和性別的矛盾。然而，以對大眾傳媒的分析為例，格吾咸認為在分析肥皂劇時不可能不研究電視這傳播機構，而在研究廣告和逛街購物(shopping)時，也不可能不去探討各種生產、零售和市場推廣策略。因此，對格吾咸來說，現代資本主義的各種宰制形式(包括種族和性別的宰制)，最終仍是建基於經濟的宰制結構之上。(Garnham 1995) 格吾咸的結論是，要重建文化研究和政治經濟學的關係，否則文化研究將由於缺乏對社會科學的更廣闊的分析，而有所缺失。(Garnham 1997)

同樣是任教Communication Studies的美國學者格羅斯堡(Lowrence Grossberg)在CSMC同期的回應文章指出，格吾咸的政治經濟學是一種古典馬克思主義的立場，當中資本以一種機械的方式由頭到尾決定了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其實質是拒絕思考社會實踐中的矛盾性質。此外，格羅斯堡認為，格吾咸貶抑種族和性別的重要性，乃是一種經濟決定論。事實上，文化研究並不反對種族主義和性別主義當中的經濟不平等現實，但卻否認種族和性別矛盾可以直接投射到階級關係之中。

格羅斯堡進一步指出，格吾咸心目中的文化研究，其實是十分狹隘的。他認為，大部份的文化研究並沒有把愉悅等同於抗爭，也不會將所有愉悅都當成是好的或政治上進步的；相反，文化研究經常指出愉悅是可以被權力的壓抑形式所操弄或至少被扣連進既存的不平等結構之中，因此愉悅也可以是壓抑性的和反動的。格羅斯堡認為，格吾咸的政治經濟學只是對作為商品或一種意識形態工具的「文化」感興趣，而非認真地對待文化，甚至沒有認真對待資本主義。

儘管格羅斯堡承認不少文化研究的著作並沒有足夠地重視經濟的面向，並承認文化研究往往忽視探討宰制結構自身，而是更多地書寫關於宰制結構是如何地存活著的。不過，他認為倘若不討論後者，便會很容易重新回到有關群眾和日常生活的左派老調中。

歸根結底，格羅斯堡認為格吾咸的政治經濟學實質是拒絕正視扣連／表述（articulation）的問題，然而，政治經濟學並不是一個穩定而封閉的事業，文化研究也不是，因此問題不是要文化研究還是要政治經濟學，也不是探討兩者應有怎樣的關係，而是要追求一種非決定論的，以扣連／表述作為核心的政治經濟學理論，能夠探討經濟（或「資本主義」）是如何被扣連於有關文化的政治的分析之中。所以，對格羅斯堡來說，問題不是要求文化研究與政治經濟學的復合，因為兩者從未結親；相反，格羅斯堡要求的，是兩者學習如何相處。

然而，另一位Communication studies的學者簡爾拿（Douglas Keller 1997）介入兩格的討論，指出格吾咸挑起的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之間的爭論，其實意義不大，甚至可以說是一次「非論爭」（non-debate），因為文化研究和政治經濟學之分只是建基於一種隨意的學科分工，而實際上要討論文化，便一定要探討當中的社會關係，因此必須研究社會、政治、經濟等各種面向；反過來說，要討論(政治)經濟，也無法不觸及符號、呈現、價值等文化面向。換句話說，文化研究和政治經濟學基本上都是超越學科的知識踐行，因此兩者並不存在對立的關係。

簡爾拿以霍爾(Stuart Hall)著名的編碼／解碼（encoding / decoding）理論模型為例，指出這文化研究的分析範式，基本上是以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導言(Grundrisse)為原型的，而這種分析方法，可用於說明電影、電視、流行音樂和其他傳媒文化的生產／再生產和接收（消費）過程。例如要了解Micheal Jackson 和Madonna 的「成功」，便一定要分析他們的市場策略、廣告、公關、形象管理和MTV的技術等環節；同樣，在討論色情媒體的社會影響時，也不能只分析文本的影響和讀者的接收，而應該同時分析性工業(sex industry)的生產過程。對簡爾拿來說，文化研究包含了政治經濟和文本分析，也包括對讀者接收過程的研究。與格羅斯堡相似，簡爾拿認為真正的問題是如何以一種非決定論的政治經濟分析，來豐富文化研究。

霍爾(Hall 1992)則以愛滋病討論作為例子，從相反的方向道出文化研究與政治經濟學的緊張而互補的關係。他指出，從事文化研究的人往往要面對不能僅從理論去化解的具體問題，例如面對這麼多人（特別是貧困的第三世界人民）死於愛滋病，文化研究的分析有什麼用？自然，這樣的問題也不應導致簡單地否定文化研究的結論。事實上，正如霍爾指出，愛滋病的問題也同時是誰被表述／再現(represent)和如何表述／再現的問題；況且，不僅人會死，慾望和喜悅也將可能被扼殺，因此，文化研究不應被取消，而應該學習在這種緊張關係中如何開展工作（Hall 1992 : 285）。

格吾咸和格羅斯堡之間關於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的爭論，儘管沒有立刻產生十分建設性的結論，但也不像簡爾拿所指一樣，毫無意義。至少，這次的論爭衝擊了（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之間互不交往的學科規訓框架，有助於清理由這種狹隘學科分工而導致的「真分割、假匯流」。晚近出現的(政治)經濟學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以及文化研究對政治經濟面向的日益重視，正是進一步將兩格論爭引向一建設性的方向。

(政治)經濟學的文化轉向

(政治)經濟學的文化轉向，體現在McClosky(1985) 倡議的經濟措辭學(rhetorical economics)、Brennan and Waterman eds (1994) 和Nelson (2001)等倡議的將經濟學論述類比為神學/宗教、Thrift(1997, 1998, 2001) 的把商業踐行理解為一種表演行為(performative acts)等著作；文化研究的重視政治經濟學，則明顯見於Paul du Gay and Michael Pryke (2002)、Don Slater (2002)、Frank Mort (2000) 等人的作品。

這裡試以經濟/商業的措辭和表演踐行(performative practices)，並配合有關生產和消費的討論，介紹文化研究如何與政治經濟學積極對話，構成一種新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豐富了我們對具體的經濟和文化踐行的了解。

主流的經濟學的措辭，主要依賴圖表、教學模型和統計，而商業管理的訓練則更多地引用情感、演說技巧以至表演藝術。儘管表面上南轅北轍，這兩種(經濟和商業)訓練都可以看作是一種表演踐行(performative practices)，以不同的措辭/視覺呈現(visual representations)去說服受眾。

經濟學的訓練通常包括一系列系統的措辭與視覺呈現，包括各式圖表、地圖、方程式等等。例如在經濟學入門中經常出現的PPF曲線，它引起的聯想是在資源許可之下，越多就越好、數量就是一切等道德判斷，也蘊含了社會狀態是可以量化和作比較的，因此數量擴張便等同「進步」等結論。又例如經濟學教科書常用的關於曲線的「推移」(shift)、「上升」(rise)、「下降」(fall)等字眼，一般都在缺乏主詞下被使用，造成了經濟系統是一個純技術性的、沒有主體參與的機械世界的圖象。當中最典型的是供應--需求曲線，在這個被簡化的經濟世界裡，價格和商品數量以外的社會存在消失了，或被介定為「外在的」(exogenous)條件，而這「外在的」條件通常不會在經濟學中得到處理。

根據Buck-Morss(1995)的研究，William Playfair在十八世紀引進的商業及政治地圖，以具體的圖表首次將「看不見的手」的經濟運作形象地呈現出來。這種經濟學的圖表，在二十世紀被廣泛應用，從此不再借助物質世界(例如生物世界)作為現實經濟運作的類比，而是直接將所有經濟(內含文化生計)活動，翻譯成金錢關係，圖表中的X-Y軸表達方式，也使得不同變項均能與其他變項並置以至拉上關係，更重要的是，個體混雜豐富的自利的慾望，在加總之後變得井井有條，成為了有序的自我調節機制(經濟體)。

另一方面，隨著對數學方式的依賴加重，經濟學也日益借助數學方程作為其表達的形式。嚴謹機械的方程式，加上井然有序的圖表，將經濟學打扮成像物理學一樣的「硬科學」，使學生忘記經濟學本身也是一種文化歷史的建構，也是一套語言、一套幫助詮譯世界的框架，進一步將經濟與文化分割。作為一種借重措辭與視覺呈現的表演性的知識系統，經濟學的其中一種功能是建構「合適」的「經濟領域」，或為被介定為「經濟」的領域提供合法性，或使得另類的「經濟觀點」被消音，為追求封閉獨立的經濟(學)領域築起圍牆。

儘管商業訓練也是一種借重措辭與視覺呈現的表演性的知識系統，但採用的方式卻大不一樣。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除了在大學的商業課程以外，八、九十年代以後的商業訓練和實踐絕少借用經濟學的措辭和表演方式，也就是說，絕少借用「科學化」的圖表和數學措辭，而是更多地採用一般被認為是「文化」的各種形式。

據Thrift（1997, 1998, 2002）的分析，商業踐行可被視為表演行為的活動，因為經理的大部分時間都用於討論、指示、綜合、演說、匯報等方面，簡而言之是演出/表現。Thrift在討論這個過程時，特別分析三類商業機構和代理人的論述踐行：一、商業學校和管理企業；二、商業書本、雜誌和其他大眾傳媒；三、商業顧問/大師。他指出，自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起，亞洲也親歷這些機構和代理人的蓬勃景況，情況類似英美。這些機構和代理人為亞洲的商業領域和普羅大眾提供各式各樣的商業「趨勢」和自我改進的主題。Thrift稱這種新的商業表演知識為「反思性商業知識」，「建基於互動和演說技巧的特別訓練」。經理被視作「文化外交家」，關於管理和商業的書本幾乎能跟各方面的人民生活連繫起來，例如戲劇、禪、爵士樂、電腦黑客行動，以致宗教靜修等。

自然，這些商業上的文化表演，並不能概括所有的商業踐行，正如Thrift也指出，很多當代的商業機構，仍然是單調、官僚及專制的。但這並不代表新形式的商業表演行為無關痛癢，因為他們起著重要的敎化功能：令管理者以至被管理者都投進了新的「全球化之夢」，內化了James Carrier (1998) 所說的「虛擬主義」(Virtualism)─「試圖將世界重組以切合抽象的(經濟)模型」。新一代的商業管理者從這些表演踐行和文化訓練中獲得的，是作為促使自身發奮圖強的動力、趕上競爭者提出的新觀念、或用作為「資源增值」的「証明」，以至用來處理特定的公司內部問題(如以新觀念作借口來改組舊有組織結構)，或減少日常工作的苦悶無聊。(Thrift 1998)

經濟學和商業訓練的表演性質(performative nature)，說明了經濟/商業領域中，其實已包含了豐富的文化踐行，因此文化研究對於了解具體的經濟和商業運作，是不可或缺的，而針對資本主義經濟不良的運作和後果的文化評論和社會運動，也可以從經濟論述和商業踐行中包含的各種文化張力和矛盾中汲取養份，培育抗爭的資源。正如Thrift(2002)指出，商業論述和踐行中的表演性質和文化元素，為反抗和顛覆不合理的管理安排和商業操作提供了機會，例如當管理者被教導為要富於反思、同情，強調團隊合作、要照顧個人情感和強調企業的社會和文化責任時，卻在日常工作中被迫長時間工作和為「資源增值」而解僱「多餘的人」，這矛盾很可能會促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對既存的企業踐行懷疑甚至由此求變，因此埋下了反抗資本主義的種子。

類似的研究進路，為當代的文化經濟學者如Don Slater、Frank Mort等進一步伸延，結合經濟人類學的田野考察，他們對當代資本主義核心的巿場提供了一種有別和超越了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的分析 (參閱du Gay等編2002) 。以下我們試以消費和生產(工作)這兩個過程，討論文化經濟學如何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的運作。

主導著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消費主義」(consumerism)，並非是物質增長的一個必然結果，相反，正如Stearns(2001)指出，賺更多的錢並不保証會不斷消費，要改變消費的習慣和方式，得要先改變人們的需要，或為人們創造新的需要，因此，「消費主義」是一個社會文化計劃。追溯西方的歷史，可以看到啓蒙時代、浪漫時代也是消費意欲擴張的年代，這恐怕與在上帝被宣判死亡後的歐洲，經歷了失卻精神支柱以至安穩的身份(神的子民)後大有關係：消費主義的興起是否作為一種社會劇變的一種補償？

除了歷史文化脈絡的改變以外，導致消費主義興起的恐怕還與新形式的銷售方法的引進有關，這包括百貨公司的創建(首先在1830年代的巴黎出現)、接著的商品目錄、廣告、以推廣商品為目的的各類商業贊助文化活動等等，這些新興的銷售形式，或巿場推廣技巧，依賴的並非是「類科學」的經濟分式，而是細緻的僱客心理分析、編碼解碼的操作、美學的理論、文學戲劇的技巧等等，因此消費主義的出現和壯大，正好印証了文化於經濟/商業活動中舉足輕重的位置。

換句話說，將消費僅僅看成為純綷的經濟活動、消費者僅僅是一種理性、計算的經濟動物，恐怕並不符合歷史事實。經濟學家凱恩斯早就指出，消費行為受著種種主觀的和社會的誘因所影響，包括短視、習慣、誤算、追求榮譽等等，自然也包括計算和理性。儘管後來凱恩斯過於強調經濟理論的完整，放棄了這種種複雜豐富的主觀、文化和社會誘因，但現實的消費活動卻不會隨經濟理論的模型而徹底變成純理性和計算的踐行。(Mort 2000)

Mort進一步指出，消費行為受到了四種環境條件左右，包括政治上的立法、貿易規則和社會政策；經濟上的繁榮或衰退、利率和匯率的高低、通脹/通縮、收入和就業水平等；社會上的觀念、生活方式、人口、不同性別/族裔的喜好等；還有技術上的新產品開發、資訊科技等。這些環境條件，構成了規管人口需求的社會脈絡。然而，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對需求的規管卻並非僅僅是一個宏觀政治、經濟、社會、技術環境的規管過程，而同時是一個微觀的文化計劃，當中廣告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當代的廣告或巿場推廣儘管也會借助簡單的統計分析，但更多是依賴社會學、文學、心理學和精神分析等文化知識，以求改變人們的思維習慣，重新形塑他們的性格喜好，並透過創造容易辦認消化的意義系統的編碼，嘗試創建及維持特定的社會秩序和文化身份，將「現代人」、「商品」與一特定的生活風格或質素扣連起來。因此，廣告和巿場推廣活動更多是一系列活躍於文化經濟領域的計劃，嘗試規管個人與家庭生活，以培育一種新型的世俗消費主體。

在生產(工作)/供應的領域，文化經濟的視野也不可或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出發點，是勞動價值論，認為價值均源自勞動，而資本主義之能夠不斷積累剩餘價值的秘密，正在於能夠以僱傭勞動的方式，使被僱的勞動力(工人)在特定的勞動時間內，生產出高於再生產這勞動力(工人)所需的價值(勞動)，而管理的作用，正是要保証這生產剩餘價值的過程能夠實現，也就是要使勞動力(工人)在被僱的時間內生產更多的價值。

然而，部分馬克思主義者忘記了勞動的過程，也同時受著各種文化關係左右。純粹透過提高工資，或以暴力管理，並不保証勞動力(工人)會有效地生產，相反，歷史的經驗往往說明了簡單的經濟或政治邏輯，並不能促使生產力的提升(例如增加工資在特定的社會脈絡會令工人減少工作，參閱E.P. Thompson 1967)。事實上，當代資本主義企業對勞動過程的規管操控，往往還包括了生產者的情感和思想方向，同時也會強調意義的生產。

例如Illich (1982)就指出，以工作作為主導(甚至是最高的價值)的社會，並非與生俱來，在此之前的中世紀歐洲，僱傭勞動(工作)是一種悲慘的境遇，只有那些無法從自家中生產出足以維生的資源，才會被迫去工作，而淪落作工人者，通常會自慚形穢。僱傭勞動(工作)在歐洲至中世紀前的一千多年中，甚至比不上乞丐，而乞食這權利也從來未受質疑，只有當我們以17至19世紀發展出來的視點(特別是由Smith, Ricardo, Mill 及Marx等古典政治經濟學者強調的勞動價值論)重新觀察過去時，乞食或不願意工作才不再被視為一項權利，而工作(勞動)則被賦與無上的價值。Bauman(1998)則進一步分析在這轉變的過程中，文化觀念(工作倫理)的改變是至關重要的，他認為工作倫理(work ethic)的提出，正是要取消不願工作的人的自由，或「懶惰的權利」，為此，政府和企業家需要推動一項文化大計，因為「要迫使窮人/自願懶散的人去工作，不僅僅是一項經濟任務，更同時是一項道德計劃」：要讓工作倫理成為至高無上的價值，不工作的不僅無法生存，還是不道德的，將被社會遺棄。

然而，引入工作倫理並非僅僅是通過思想文化領域的工作便能達致，而是必須配合政治經濟場域的工作。事實上，要使不願工作的人接受僱傭勞動，得要改變他們的生存處境，令他們不工作就會無法存活。於是，工業革命時期歐洲不少政府成立了貧窮屋(poorhouses)和/或工作屋(workhouses)，將不願工作的人囚之於內，強迫他們努動，並隔絕他們對社會的「負面」影響；又同時以法例(如貧窮法Poor Law)和社會政策(例如取消所有基本福利援助)，令不去工作的人無以為生，使他們不得不工作，為工作倫理的普及提供了物質基礎。

從以上關於消費和生產的討論，確認了文化與經濟的相互構成關系，從中可以看到糅合了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的文化經濟學的基本進路，這種新的文化經濟學視野，一方面打破將經濟與文化看成為相互獨立的實體的框框，另一方面則嘗試改變經濟硬科學而文化則是主觀軟性因而是相對次要的學科偏見。

走向文化經濟學

文化經濟學由Paul du Gay 和Stuart Hall 等提出，他們並以Sony的Walkman為例，探討一種如何具體地從事文化(經濟學)研究的方法 (du Gay et al. 1997)。 Paul du Gay 等提出了一個文化流程(the circuit of culture)的模型，當中包括五個環節：表述/呈現(representation)、身份認同(identity)、生產(production)、消費(consumption)、規管(regulation)。這五個環節之間互相重疊緊扣，互為影響，而理解這五個環節的關係的核心概念是扣連(articulation)—一個將不同元素連結成一暫時性的統一体的過程，而要理解特定的文化(經濟)過程(例如關於Sony Walkman的具體案例)，有必要對這五個環節和它們之間在特定歷史脈絡的扣連進行細緻的分析，而非只強調當中的一兩個環節。

Paul du Gay 和Stuart Hall 等循文化研究的方法分析以往被認為是屬於(政治)經濟學的議題，為我們進一步提供一種能夠超越(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局限的研究方法，幫助我們了解現實的資本主義經濟中，商業與經濟運作和文化的複雜關係。

對du Gay等人來說，文化是經濟的，因為意義是要經過生產和流通才會出現，而生產和流通需要各種物質條件和機制；經濟是文化的，因為生產和消費過程往往得依賴「意義」或各種符碼(例如通過廣告)作為基礎，而且在談論經濟以前，我們得首先把一組過程和關系概念化或表述呈現為「經濟」，因此也是一個文化過程。文化經濟學將語言、表述呈現、意義(也就是「文化」) 置放於理解經濟活動的核心(du Gay 1997)。

du Gay等的分析模型，明顯帶有馬克思的Grundrisse的影子，特別是關於生產、流通、消費、分配的關係。不過，他們卻對部分馬克思主義者的分析頗有保留，特別是那些採用了著名的經濟vs文化，並強調「物質基礎」、輕視「上層建築」的，以及將生產與消費對立，並強調生產、忽略消費研究的馬克思主義者(包括法蘭克福學派)。

然而，Paul du Gay 和Stuart Hall 等關于文化經濟學的分析，受到了社會學家Larry Ray和政治經濟學者Andrew Sayer的批判。Ray和Sayer(1999)指出，以Stuart Hall為代表的文化轉向想將(政治)經濟與文化的界線抹掉，這嘗試是徒勞的，因為就算是最熱烈地鼓吹取消文化與政治經濟界限的學者，也無法不使用這兩個概念。他們認為，文化與政治經濟各有不同的邏輯，前者是非工具性的，後者則是工具性的。而取消文化與政治經濟的界限，實質只是讓文化取代經濟。更嚴重的是，他們認為強調文化的轉向，將文化僅僅理解為風格化的生活(stylization of life)，在政治上往往與新自由主義合流，支撐著資本主義對文化價值的破壞。

對Ray和Sayer的批評，du Gay和Pryke (2002)的回應是並沒有人要完全取消文化與經濟的分別，他反對的是將文化與經濟前設地分隔，並賦予不同的邏輯：經濟是工具性的，而文化是非工具性的。他認為具體的文化與物質利益，只能在各種規範和技術羅網等脈絡中得到理解，而文化與經濟的分野只是在歷史過程中的一個偶然模態。換句話說，du Gay和Pryke並沒有完全取消經濟與文化這兩個不同的概念，而是強調在使用這兩個相互構建(mutually constituted)的概念時，得要將它們坐落於具體的歷史脈絡之中。

Ray和Sayer與du Gay和 Pryke之間的辯論，儘管在根本上重复了上述Garnham與Grossberg論爭的兩種立場，但也進一步深化了這兩種不同立埸的論據，再次衝擊了（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之間互不交往的學科規訓框架，有助於發展一種能更有效地分析文化和經濟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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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 Hui

Su Ching-li

從政治經濟學到文化經濟學